国际经贸格局如今历经重洗，正当发达经济体纷纷重思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大马却义无反顾地保持并意图扩大对中国市场、资金及经济的依赖，这无疑是给予马中建交50周年立下了实实在在的里程碑。

虽然经贸往来是双向没错，但互赖程度，大小终究有别。大马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国，但大马产品仅是中国总进口量的4%，却是我国总出口量的14%，而中国在马落地的产品，就占了大马总入口量的21%，却仅是中国总出口量的2.6%。中资流入也占了大马总外来直接投资的15%。

经济依赖和外交自主是此消彼长，前者越重，后者越弱。

然而，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我们甚少听到忧虑，更多的是欢迎，如此之景象，不纯粹是华社的一厢情愿，同时也贯穿于官方立场当中。

无论是基于南南合作的原则，抑或是后殖民背景使然，还是借中国来平衡主导区域秩序的美国霸权，又或者如历史学家安东尼·米尔纳所言，马来政权于文化上并不抗拒中国霸权，都不难发现，首相安华可以屡批欧美政权伪善，却不曾对中国霸权有过半点微言，哪怕是涉及领土纷争的“十段线”争议，安华也以中国总理李强的保证是瞻。

其实在马中建交的过程当中，大马也曾经扮演过更具有前瞻性的角色的。

历史勇气与前瞻

1966年，敦伊斯迈医生在结束印马冲突的曼谷和平谈判之后的记者会上，就率先表示：“只要不外宣，大马并不反对中国大陆的共产制度”，时任首相敦拉萨甚至在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前一年所举行的共和联邦首脑会议中，就已经呼吁国际社会结束排除中国于国际秩序之外的局面，数月后东姑拉沙里更以国民企业有限公司（PERNAS）主席的身分，以促进马中民间关系之名访华。

所以敦拉萨1974年的历史性访华，不全然是因为中美建交的后续结果，而是先于美苏大国竞争版图改变以前的前瞻性铺排，更具备以大马及东南亚利益为考量的历史勇气。

类似的历史勇气及前瞻性判断随后也再次出现。当中国因六四天安门事件被西方国家制裁之际，同样基于区域稳定的考量，大马毅然邀请中国出席于1991年在吉隆坡举办的第一届东协多边会议，为美欧于隔年陆续结束制裁铺垫。

如果在马中建交的首25年里，大马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那么后25年里就是目睹中国全方面崛起，而自身在马中关系中则是亦步亦趋。

如今大国竞争再现，国际秩序重洗，马中经贸互赖紧密之余也出现倾斜，大马要如何看待接下一个25年、50年的马中关系，那将是大马地缘经济上的最大挑战。